鲁政委 郭嘉沂 张峻滔 张梦 张亚澜 余律 蒋冬英 罗芳 谢峥嵘（鲁政委系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生猪
国际政治秩序“裂变重构”。在“特朗普2.0”影响下，大国博弈的烈度和广度全面升级，世界经济格局“东升西降”和“全球南方”崛起的趋势延续，将推动全球政治格局深度裂变重塑，非传统威胁、非正式化战争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局部冲突频率将大幅上升，数字、太空、网络、深海等全球治理盲区将在集体行动困境、公共物品短缺的大背景下持续扩大。地缘经济将进入平台期和瓶颈期：供应链“安全化”，全球主要经济体将强化其获取关键原材料和商品的能力；资源供应“团体化”，跨国集团将基于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构建关键资源供应团体，且不同团体之间相互排斥；贸易区域“碎片化”，各经济体将基于相近的地理位置或社会文化习俗构建区域性贸易合作体系。
美国保守民粹主义的主流化成为美国政治的突出特征。特朗普政府对内全面改革美国的政治运作、经济模式和社会形态，努力提升科技水平、军事实力，重塑一个保守主义价值观治下的美国；对外试图通过多种方式摆脱当前国际秩序束缚，更加聚焦中美大国竞争。在对华关系方面，对华全面竞争已成为美国两党共识并基本定型，美国对华贸易战、金融战和科技战升级。
欧洲政治倾向右转趋势大概率将得到延续，政治和社会极端化将成为欧洲经济体面临的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特朗普2.0将为中欧关系改善带来空间，欧洲在持续寻求经济安全领域战略自主与政治外交领域多元平衡的同时，将对华寻求竞争与合作之间更务实的平衡。
“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整体对华合作意愿较高，但地缘政治环境复杂性显著上升。东南亚、中亚、中东等区域对华合作加强，东欧和拉美对华合作或受欧洲和美国影响而有减弱风险。沿线经济体更强调多元化策略，即在与中国合作的同时，深化与美欧的往来。东盟、非盟等区域内部的一体化客观上也会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一定挤出效应。
东盟整体更倾向于继续维持东盟的地区中心地位，在中美之间坚持中立立场和对冲策略，并敦促其成员国拒绝“选边站”，避免内部立场分化。但各国也将基于自身利益点、国内优先事项、对国际事务的不同立场作出差异化策略选择，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为代表的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大概率将维持对冲策略，但菲律宾则可能继续因南海问题及其国内政治斗争需要而出现摇摆。
海外经济环境呈现低增长态势。未来五年全球继续处于康波萧条期的可能性较高。预计未来五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约为3.1%，仍将低于疫情前十年历史平均水平3.7%。美元霸权动摇，但尚无单一货币能够完全取代美元地位，国际货币体系更可能向着美元主导地位趋弱的多极化方向发展。人民币国际化迎来机遇期。
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重回低增长，再通胀风险加剧，财政赤字或维持高位；美联储可能一度重新进入加息周期，直至下一次深度衰退时再大幅降息；金融市场方面，美国国债收益率可能长时间在高位区间运行、期限溢价震荡向上，美股长牛可能终结、进入宽幅区间震荡，美元本位币地位动摇、汇率阶段性修复高估。欧洲由于政治和政策不确定性导致增长预期低于美国，但不存在较大的通胀或通缩问题，若财政刺激能超预期发力将提振欧洲增长；增长温和且通胀稳定的背景下欧洲央行大幅加息的可能性较低；金融市场方面，美元环流体系破坏下，欧债与美债相关性或降低，欧元亦将从美元体系失衡中获益。英国增长前景略好于欧元区，但逊于美国，通胀持稳；未来五年英国央行有可能阶段性重新进入加息周期，并于下一次深度衰退时再次降息；金融市场方面，英镑资产同样能从美元本位币地位动摇中分得一杯羹。日本增长继续保持低速，短期内通胀具有韧性，但长期下行风险更大；财政政策继续在经济衰退时发力托底，在经济向好时维持常规支出；日本央行货币政策步入紧缩周期为后续衰退积蓄政策空间；金融市场方面，日本央行加息周期叠加全球避险使得日元具有较强的阶段性升值动能，日元利率有上行动力，日本股汇负向联动。
在发展中经济体中，东南亚在疫情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但增长前景因美国的关税威胁而面临极大不确定性。整体来看，未来五年东南亚经济虽大概率较2024年降速，但在全球经济增长普遍承压的大背景下，仍有可能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来源。中亚整体经济增速预计将加快。中亚各经济体与中国的经贸合作集中在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行业及草原农业，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向中亚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东经济预计仍然受到国际和区域地缘政治因素挟制，增速仅小幅上涨。中东各经济体与中国以油气合作为主要支点，不断探索交通运输、新能源、数字化等多个领域。非洲经济预计将呈现温和复苏但分化加剧的格局，经济增速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债务压力、气候冲击及地缘政治博弈的多重影响，债务可持续性问题仍制约部分非洲经济体的发展。非洲与中国的合作从传统铁路、港口基建向以汽车和电子为代表的制造业、绿色能源等领域扩展。拉美受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政治两极分化、债务压力和气候灾害等因素制约，经济预计延续“低增长+高通胀”的特征。中国与拉美合作从传统农产品和矿产品贸易，向新能源、港口基建延伸，但美国“近岸外包”和关税政策将加剧大国竞争摩擦外溢和拉美内部的分化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