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摘自韩毓海文章《马克思的滑铁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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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是德国人吗？这却是个问题。
因为“国民”这种说法，乃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它意味着“主权在民”，严格地说就是：主权来源于“民族-人民的集体意志”（collective national-popular will），而它的理论基础，当然就是卢梭的《契约论》。
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并没有这样的主权概念，当然也没有国民的概念，即使在卢梭的《契约论》里，“国民”、“臣民”、“公民”和“人民”也是混用的，长期以来，在欧洲，国家是属于家族的，例如霍亨索伦家族、哈布斯堡家族、斯图亚特家族、波旁家族。家族的联姻会使两个国家合二为一，而国王再生下几个孩子，一个国家又分封为几个国家，国家的疆域和名称是不断改变的，老百姓也没有什么民族意识和主权意识，因为国家是家族的附属物。
实际上，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上主要的政治共同体形式还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波斯帝国、莫卧儿帝国、中华帝国、俄罗斯帝国，遍布欧亚大陆的是“帝国”，而不是“国家”。
帝国之不同于民族国家，首先是因为帝国的主权在君主，在于君主的继承权。在帝国里，只有“臣民”，没有“国民”。
马克思的家乡也是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元293年，马克思的家乡特里尔成为罗马帝国的西部副君——马克西米安的驻跸首府【1】，公元962年，又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属地，1356年，特里尔大主教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七大选帝候之一，因此，特里尔人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臣民”。
世界上第一个被“国家”击溃的“帝国”，就是神圣罗马帝国，尽管在被拿破仑的武力解散之前，即早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后，它已经极为松散了。因此，伏尔泰方才说它“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帝国”。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神圣罗马皇帝利奥波德二世的妹夫——法王路易十六被推翻，而利奥波德二世的妹妹，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被法国共和政府处决，1793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愤而组织第一次反法同盟，对拿破仑宣战。但是，第一次反法同盟迅速失败了。
1794年8月8日，拿破仑的军队开进特里尔，1797年特里尔成为法国萨尔省的首府，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灭亡，特里尔作为莱茵联邦的一部分，正式并入法兰西共和国。
特里尔人的“臣民”地位，便是因神圣罗马帝国为拿破仑所推翻而彻底终结。
特里尔人就是这样第一次获得了“国民”身份，这同时意味着他们成为了“法国人”，而马克思一家也就是这样，通过成为法国人，由“臣民”变成了“国民”。
在19世纪的第一个15年里，欧洲所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就是拿破仑战争。什么是拿破仑战争的意义呢？作为法国大革命的延续，拿破仑战争的意义在于：它以对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现代价值观的认同，既摧毁了对于家族的认同，同时也摧毁了宗教的权威。
欧洲帝国背后的支持力量是教皇，即宗教的权威。而“拿破仑运动”破除了宗教的等级制，拿破仑在莱茵地区的改革，尤使备受歧视的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较全面的改善。
在此之前，犹太人的居住地受限制，选择职业也受限制。为了获得居住权，他们必须向选帝候、修会和地方贵族缴纳“保护金”和“新年献捐”。而且，犹太人过去是不能从政、当兵，不能从事律师这种职业的，拿破仑来了，这些禁令以及苛捐杂税被废除了。
拿破仑的解放法令还规定犹太人应遵守公民姓氏规范，在从军和从政时，要用家族名字而不是父亲的名字来称呼自己——因为历史上，大部分犹太人是采用“父亲的名字加前缀”的方式，来作为自己的姓氏的。而这也就是卡尔·马克思的父系祖先并不姓“马克思”的原因——马克思的爷爷，全名马克思·列维（Marx Lewy），即叫马克思，姓列维，而马克思的大伯则叫塞缪尔·马克思，他叫塞缪尔，姓马克思，马克思的父亲的全名则是亨利希·马克思——实际上，这个家族只是从马克思的父辈起，才根据《拿破仑法典》选择了“马克思”作为成员的姓氏。
特里尔的英俊少年卡尔·海因里希成为了“马克思”，这并不是天然的。正是拿破仑的解放法令，使特里尔城的犹太人作为“公民”，能够享受与法国人一样的权利，能够平等地从事各种社会职业。这种解放之于犹太人，与20世纪60 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之于有色人种的意义完全一样。
在成为法国公民之后，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满怀“翻身做主”的激情，密切配合担任特里尔犹太教拉比的大伯塞缪尔积极投身新政权的工作，而且，兄弟俩还积极响应拿破仑对犹太人的号召：放弃放贷，参加公职。
1813年初，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来到法国人开办的科布伦茨法学院学习罗马法系，在那里从事《拿破仑法典》的研究，科布伦茨法学院专为培养新的法律体系下的从业者而设立。1914年，亨利希回到特里尔，准备成为执业律师。但在当时，要成为执业律师，除了阶层和宗教限制外（这种限制已经被拿破仑破除），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法学院毕业，二是有资产的保证。而对亨利希来说，前两个条件已经满足，剩下的一个也由他的母亲艾娃做主，极为圆满地解决了。
1814年，亨利希与来自荷兰的新娘罕丽达·普勒斯堡（Henriette Presburg）结婚，新娘的姓氏表明，她所出身豪富的家族原本来自匈牙利（普勒斯堡市，即今天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这个家族于18世纪定居荷兰，并从那里崛起，至今依然显赫，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正是这个家族创办了著名的荷兰飞利浦公司。
新娘罕丽达的到来，为亨利希成为执业律师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她带来了极为丰厚的嫁妆——8100荷兰盾的现金和大量陪嫁，以至于直到数十年后亨利希过世，这一家还有68条床单、69块装饰大桌布，餐巾手帕和毛巾不计其数。
他们的婚姻可谓硕果累累，而这当然不仅是指财富。因为在不到11年里，这一家迎来了9个孩子，分别是：大卫、索菲亚、卡尔、赫尔曼、罕丽达、露易丝、艾米丽、卡罗琳和爱德华。卡尔·马克思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在马克思出生那一年，这家的长子大卫不幸夭折了，于是，卡尔就成为这一家实际上的长子。
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出身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卡尔·马克思备受父母疼爱，正是这样的家庭背景，使马克思接受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极为昂贵的贵族式教育。
1815年初，雄心勃勃的亨利希先生看起来万事俱备 ，这个时代的幸运儿即将成为执业律师，但极为不幸的是，历史在这一刻仿佛给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一场巨大的事变，把这个蒸蒸日上的家庭置于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1815年6月，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被英普俄联军组成的第七次“反法联盟”打败了，反法联军顺势攻入了法国领土，莱茵地区从此沦为普鲁士的殖民地，而马克思一家获得不久的“国民”地位，再次岌岌可危，他们沦为了殖民地的二等公民，亨利希的律师梦，一瞬间变得仿佛遥不可及。
在危急关头，亨利希做出了几乎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而这类似于一个卑屈的选择，为了继续他的执业律师梦，亨利希不得不改宗了普鲁士的国教——新教，这个犹太拉比的弟弟不得不出卖了自己的信仰，因为时势比人强，如果不能当律师，他刚刚组建的幸福家庭将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而此前的一切努力也将付诸东流，而他除了做最后一赌之外，已别无选择。
好在，普鲁士当局接纳了这个及时改宗的“良民”，也许普鲁士当局的目的，是希望利用这个改宗的犹太人来治理特里尔的天主教徒。而对马克思家族来说，一切终于有惊无险，亨利希就是这样当上了执业律师，从此进入了普鲁士公务员的行列。而他对殖民当局的建议是：把《拿破仑法典》作为普鲁士莱茵殖民地的法律保存下来，这样方才有利于政权顺利交接，而他的这个建议也被殖民当局当作“投名状”所采纳。
就这样，在追求理想生活的道路上，亨利希可谓坚忍不拔，他先是成为了一个法国人，一个拿破仑皇帝的忠实支持者，然后又不得不成为了一名普鲁士人、一位新教徒。
进入普鲁士公务员序列的亨利希，他此后的人生，完全可以用康德的名文《什么是启蒙》来描述，他的人生，完全就是这篇名文的写照。因为在这篇名文中，康德这样概括说：所谓启蒙，就是在行动上服从，在思想上独立，在职业上恭顺，在灵魂里自由。而作为普鲁士治下谨小慎微的公务员，作为一个成功的执业律师，亨利希正是这样一位康德式的启蒙主义信徒，沿着康德指出的启蒙道路，他最终跻身于特里尔首富的行列。
不过，恭顺富裕的公务员也有失态的时候。
1834年1月25日，亨利希偶然在俱乐部的酒桌上喝得太嗨，于是，他便与15名会员在赌场放声高唱革命歌曲波兰国歌，随着情绪越发高涨，他们不断起立，反复演唱《马赛曲》的德文版，并拍打酒桌，挥舞三色手帕，一时仿佛大革命重现，此举立即被一名普鲁士军官举报，事后虽勉强搪塞过关，但却在当局留下了案底。
当我们讲述马克思的生平时，首先必须思考的是：卡尔·马克思是在滑铁卢战争之后出生的，而那个时候，他的父亲刚刚避免了一次人生的滑铁卢。
而当父亲“酒后吐真言”事件发生时，卡尔·马克思已经15岁了，一年半之后，这位英俊少年就将从贵族学校特里尔中学毕业。毫无疑问，这一轰动特里尔全城事件，使马克思对自豪地顶着司法委员会委员、受人尊敬的父亲获得了重新认识，正是这位平日里圆滑谨慎的父亲，从小教他背诵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并始终在家里自称是“法国人”，这件事也毫无疑问地深化了马克思对普鲁士当局的认识、对于新教徒的认识，使他能够将新教、国家和资本联系起来思考，将教皇、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普鲁士联系起来思考，并通过这样的思考，来反思滑铁卢战役这一改变历史的重大事件。
这种思考，随后将在马克思著名的毕业作品中初露端倪，并且毫不夸张地说，从此开启了他一生那伟大的工作，当然，这是当时的亨利希所不可能预见的，亨利希只是明确地意识到：这个博学的儿子，并没有辜负自己昂贵教育的付出，尽管他的儿子不想当律师，更不想当公务员，而是要立志献身于“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工作的事业”。
